北京幸孕星公司以‘包成功’承诺吸引求子心切的夫妇，却在隐秘诊所进行违规试管婴儿手术，术后推卸责任、踪迹难寻。受害者举报遭遇‘证据不足’困境，暴露出监管漏洞与维权难题。
 

“我觉得这里是北京，不会有骗人的地方。” 2025年4月2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信访接待大厅，安风（化名）攥着一沓举报材料，激动地向工作人员控诉。

安风来自东北，他举报的是“北京幸孕星国际生殖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孕星）”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做试管婴儿，不但受孕没有成功，连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都难以找到。

安风的遭遇并非个案。2024年8月，本报就接到了多位当事人对幸孕星的举报。记者曾找到幸孕星位于朝阳区望京绿地中心的办公地，对其工作人员进行采访后，刊发了《探秘北京试管婴儿“黑作坊”》为题的报道。同年9月，本报又以《自称“违规不违法”，北京多家助孕中介“黑操作”》为题，予以报道。此后，幸孕星公司的办公地便人去楼空，宛如人间蒸发。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幸孕星公司显然仍在运营。幸孕星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为何频遭举报却能一直“幸运”无恙，《法治周末》记者对此再次展开了调查。

试管婴儿“黑作坊”

几年前，安风和妻子乐蕾（化名）有过一次失败的试管婴儿经历。手术是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做的，医生告诉他们，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为了提高成功率，夫妻俩双双辞去当地稳定的工作，专程到北京做手术，还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但即便如此，安风夫妇还是没能如愿以偿要上孩子。

那次失败的试管婴儿经历，成为了夫妻俩挥之不去阴影。2023年10月，一心求子的安风在网页浏览试管婴儿相关信息，突然收到一位自称雷顾问发来的消息，称其来自“幸孕星”公司，公司主营二代、三代试管婴儿，可以选择男孩、女孩、供卵、代孕等服务，并且包成功。

听到雷顾问“包成功”的承诺后，安风夫妇果断签订了协议，并缴纳了手术费，踏上了幸孕星为其安排的求子之路。协议约定，安风方选择龙凤胎，费用为19.8万元。

雷顾问还特别强调，手术在幸孕星的私人实验室进行，条件和医院手术室一模一样，但不能透露地点。医生均来自三甲医院，出于隐私不能透露姓名。为了保障实验室安全，乐蕾每次前往实验室时，公司都会派封闭专车接送。

即便雷顾问打过“预防针”，接下来的服务流程还是让安风瞠目结舌：卫生间里取精、私人公寓里做手术、封闭专车接送、禁止带通讯设备、禁止交流询问.....一系列反常的操作下来，既不知道谁做的手术，也不知道手术地点。

乐蕾回忆道，只记得手术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戴口罩的女人给做的，不知道其姓名，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大夫。由于雷顾问一再强调保护隐私，想到钱已经交了，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就差最后一步，也没敢多问。移植当天并未打麻药，自己在手术台上几近晕厥。术后指导用药也是幸孕星的人，但并不知道是否为医生。

最终，手术失败。对此，幸孕星的工作人员解释称，手术失败是乐蕾自身原因，与幸孕星无关。

乐蕾告诉记者，幸孕星安排的“试管”和上次自己在医院做的不一样。这次手术后，身体变得十分虚弱，还有一些并发症。随后，乐蕾到之前做过试管的北京某三甲医院检查，大夫认为她的用药量远远超过推荐药量，属于超剂量用药，并且判断手术失败原因很大程度是胚胎自身质量低下。

手术地点、医生身份成谜，宣称试管婴儿“包成功”，却接连两次失败……安风夫妇愈发感觉陷入了“圈套”。随后，安风联系幸孕星索赔，但此时雷顾问早已将安风拉黑，还将他从群聊中踢出。

无奈之下，安风将幸孕星举报到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区卫健委）。

被曝光后却依然“在线”

根据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显示，幸孕星当前地址为“朝阳区望京园603号楼23层2707”。当记者找到603号楼时，发现23层根本不存在2707室，一楼的公司信息栏中也并未出现幸孕星公司。

安风向记者表示，直到今年3月，幸孕星的雷顾问还与他保持联系，称公司目前正在更换办公地点，说是一切活动转为线上安排。

幸孕星不仅线下踪迹难寻，其提供的《服务协议》更是暗藏“玄机”。

综合安风及其他多位当事人与幸孕星签署的《服务协议》，其中均提到：“本协议是甲方与乙方之间关于咨询试管婴儿助孕服务所订立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当事人与幸孕星签署的是健康咨询服务协议，并非手术协议。另外，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幸孕星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咨询、健康咨询、教育咨询等，并未涉及医疗服务。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向记者表示，从幸孕星的做法来看，表面是一家中介机构，但实际却包揽了试管婴儿全流程，其并不属于有资格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因此其擅自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明显违法。

岳强指出，根据卫健委公布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目前全国共622家，其中北京市有18家，大部分都为知名三甲医院。另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14号）第十二条之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针对幸孕星《服务协议》的内容，岳强指出，虽然名为《服务协议》，且“协议说明”部分有“特订制一系列特殊医疗健康咨询服务套餐”等字眼，但是《服务协议》中有诸如“取卵手术费”“精液检查与处理费”“IVF手术费”“IVF移植费”等约定，该协议本质上就是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合同，具有一定迷惑性，不能完全避开法律监管。

“幸孕星作为一家不具有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资格的中介机构，违法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同时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协议无效。”岳强说。

举报遭遇“鬼打墙”

在安风举报后的第10天，他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下属部门卫生健康监督所打来的电话。一名张姓工作人员向安风表示，单位为此专门召开过专题会，但安风提供举报材料证据不足，缺少非法行医主体与地点，达不到非法行医的条件。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的答复，安风难以接受。他告诉记者，自己和妻子作为当事人，前往手术地点之前，都要经过搜身、上交电子产品等多道流程，就连转运的车辆都是封闭的，无法看到外面。手术地点和地下车库相连，下车后坐电梯直达手术台，手术人均佩戴口罩，看不清脸面，无从得知手术地点和施行手术者身份。

后来，在北京朝阳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安风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东湖派出所寻求帮助。派出所民警告诉他，此事归属卫健委管辖，如果需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需要卫健委先行立案，再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安风觉得一切仿佛陷入了“鬼打墙”：想要查处幸孕星，就要受害者提供手术地点，否则卫健委无法立案。但是无从得知手术地点，想要确定地点，就需要公安机关协助。但如果卫健委不立案，公安机关也无法协助……

岳强指出，当事人在此类服务中属于“弱势”一方，事前不可能获知确切的手术地址、手术人员等信息，事后自行调查取证的渠道及手段也非常有限，故要求当事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不仅不合理，也不利于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

针对幸孕星这类机构的监管，岳强告诉记者，应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牵头组织专项检查，查处非法开展辅助生殖技术、代孕、非法采供卵等行为，重点核查医疗机构资质及从业人员合规性；公安机关对涉嫌非法行医等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国内网信部门清理网络平台上的代孕广告、非法辅助生殖服务信息，处置违规网站或APP。

记者注意到，早在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就联合印发《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于2023年6月至12月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同年8至12月，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在全市组织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活动检查对象仅限于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主要对全市12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准入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并未涉及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

同时，记者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网上看到，卫健委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罚流程为：“卫健委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立案，随后对案件展开调查、依法保存证据，最后做出处罚决定。”并未说明哪种 情况为符合立案的条件。

安风举报后的第11天，卫健委联系上安风，表示下一步会尝试联系政法委，由政法委牵头联系公安，申请卫健委与公安进行联动。

对这一新的动态，本报将高度关注，及时向读者报道幸孕星事件的最新进展。